《史记》中记载，姬昌继位时已经成为“西伯”，即西土诸侯的首领。根据文献记载，“公季（季历）卒，子昌立，是为西伯”。然而，当时的崇侯虎却因谗言称：“西伯积善累德，诸侯皆向之，将不利于帝。”通过这些记载推测，姬昌获得“西伯”之称的时间可能是在季历去世后，但问题在于，史书记载季历仅被文丁封为“牧师”，很快就被文丁囚禁并杀害。在商人的眼中，周族当时仍是一个相对落后的游牧部族，因此他们仅能封季历为“牧师”。那么，姬昌的“西伯”之称到底从何而来？
商人与周人的甲骨文有着不同的认知，对“西伯”之称的理解也有较大差异。从商朝甲骨文中的记载来看，“伯”并非严格的爵位称号，反而代表了一种地方性部落的首领。在殷墟甲骨文中，确实存在不少部落或势力称为“伯”，但这些并非指称其为“爵位”，而是指代非殷商宗室的部族首领。这一发现令许多学者重新审视了甲骨文中的“伯”字。实际上，甲骨文中从未出现“西伯”或“南伯”这样的职务称号。如果“西伯”是一个真实的职务，应该出现在甲骨文中，但它并未被发现。至于是否有可能是商王特别为姬昌设置了“西伯”这一职位，这仍然是一个未解的谜。
展开剩余68%商朝的宗室首领一般称为“侯”，这一称谓来源于“侯”字的原始含义，“侯”本指的是哨所的士兵或侦察兵，后来成为了管理一个地区的领袖。在关中地区，商朝曾有一个名为崇国的地方，其首领被称为“崇侯虎”。由此可见，商朝的“侯”字并非单纯的爵位，而带有侦察和卫戍的职能。若按照这种理解，西伯即使是西方诸侯之长，亦不应由姬昌来管理崇国，显然这不符合逻辑。
关于姬昌的职务，我们从周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中找到了更多线索。正常情况下，与先王或天帝沟通，是商王特有的权力，其他人无法染指。如果其他地方的领袖也能与天帝沟通，商王的地位无疑会受到威胁。然而，在周原的甲骨文中，却有一些卜辞暗示姬昌也曾试图与天帝沟通，这可能表明他已经有了反商的思想。这些卜辞通常用微雕技巧刻写，细节需要放大镜才能看清。更为关键的是，这些甲骨文中提到的姬昌职务并非“西伯”，而是“周方伯”。
在一些较为完整的卜辞中，记录了姬昌被纣王册封的情况，部分卜辞内容为：“贞：王其拜佑大甲，册周方伯？”这显然表明，姬昌当时被册封为“周方伯”，而非“西伯”。这些卜辞中显示，纣王将姬昌视为一个西方小邦的领袖，而非一个拥有更高权力的“西伯”。因此，史书将姬昌称为“西伯”，显然是后人根据周朝时期的称谓而做出的误解或夸张。
那么，为什么史书会将“周方伯”误称为“西伯”呢？一方面，周人可能为了树立周国在西土的权威，便自我吹嘘，称周代的领袖为“西伯”，以此让外界误以为周国已经掌控了整个西方。另一方面，也有可能是后来的史学家在记录这段历史时，受到周代情况的影响，以周代的称谓来想象过去的历史，进而形成了“西伯”这一称号。最终，周朝取代了商朝，“周方伯”这一头衔被神化为“西伯”，并且流传下来。
从这些历史事件的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历史的叙述往往是经过胜利者的加工与演绎的，姬昌从“周方伯”到“西伯”的称谓，正是历史书写者对周朝盛大历史的再创造与塑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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